上海大学陈湛云教授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是专著《中国社会总资金流量和结构监控研究》。这项成果划分和界定了我国社会总资金流量和结构监控的范围，构建了监控的指标系统，并从货币监控、财政监控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建立了一系列计量经济模型，构建了一整套指标监控体系。

    1、我国社会总资金流量和结构监控的范围界定
     我国现行的社会总资金流量和结构监控的范围界定既包括金融交易，又包括收入、分配、再分配、消费及投资形成的实物交易。这种社会总资金流量和结构监控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监控的初始量，通过观察社会分配来了解社会资金的流量和流向以及各部门资金余缺的调剂情况。这个范围主要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确定的。那时候，计划经济体制还在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有限且很不规范，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确定的社会资金流量核算范围标准似乎不能适应目前的资金流量核算和经济管理的要求。这项成果认为，我国的社会资金流量核算范围界定的标准必须加以改革，在对金融交易予以全面反映的同时，对实物交易部分只反映总储蓄和总投资以及储蓄投资差就可以了。原因有三：
     ⑴在我国建立了成熟的市场体系并且经济货币化程度已经很高之后，社会资金的流量和流向已经完全能够高度灵敏地反映国民经济的运行。社会资金流量核算只需反映各部门的储蓄、投资、储蓄投资差和金融交易，就能够达到通过描述社会资金运动以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目的。
     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为了保证宏观调控的及时准确，就要求作为宏观调控依据的统计资料也应及时准确。作为宏观调控重要依据的社会资金流量核算范围采用上述模式，就能减少监控的工作量，提高其时效性，并减少监控环节，降低因调整、推理、测算等带来的人为误差，提高其准确性。
     ⑶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监控体系走向成熟之后，社会资金流量核算的范围界定为各部门的储蓄、投资及储蓄投资差和金融交易，并不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监控体系的完整性，也不影响社会资金流量核算与国民经济其它监控之间的相互协调和衔接。

    2、我国社会资金流量和结构监控系统的构建
     我国社会资金流量和结构监控系统，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宏观监控的有机部分，它的构建将会使我国社会资金流量和结构监控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项成果认为，社会资金流量和结构监控指标体系应该由三个部分（子系统）构成。第一部分是描述指标系统，专门用来较为详细地描述社会资金流量和结构，所选用的指标比资金流量表中的指标更为详细，分类和归类也更细。第二部分是分析指标系统，专门用来分析社会资金的流量结构是否合理，判断经济状况、金融状况是否正常，检验货币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第三部分是监控指标系统，专门用来监测社会资金的运动，准确识别社会资金运动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及时捕捉异常迹象，以便有效地协助政府调节和控制社会资金的流量和流向，引导和组织国民经济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
     同时，由于社会资金流量和结构监控系统是由若干统计指标构成的，统计指标的选择是否恰当，将直接决定这一系统的质量和作用。因此，在选择这一系统的统计指标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⑴所选择的指标在经济上特别是金融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名称和内涵上都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能反映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的最新动态。
     ⑵所选指标能完整地反映社会资金运动的全貌和主要领域的状况，指标之间要逻辑严密，层次分明。
     ⑶所选指标的数值能够被准确地计算出来，指标的统计口径要前后一致。
     ⑷监控系统主要用于短期经济分析和预测，所选指标的数值必须能够迅速地被统计出来，否则，预警将会失去时效性，经济决策也会因此而失去有力时机。
     ⑸所选指标要简明、适用，数据来源要有保障，时间上要有连续性，内容上要有可比性。

    3、我国宏观货币调控政策作用机制的深入探讨：政策变量及目标变量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及货币控制手法缺乏成熟性和时效性，由此导致宏观经济在1990年、1991年中出现严重的衰退，在1993年、1994年、1995年出现经济的过度膨胀。但总的来说，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手法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即在经济衰退时通过扩大广义货币M的发行量，刺激社会总需求的扩大，从而以一定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而在经济处于过度膨胀时期，则反向操作，以暂时放慢经济增长为代价，换取国民经济及物价的稳定。从保持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出发，在收入政策方面，相应的货币监控应以最终的宏观经济指标为目标。其中，一个非常有效的指标就是ΔGDP/π，即每1％的通货膨胀率对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促进水平。从长期看，当ΔGDP/π高于平均水平时，表明货币政策过度紧缩，如1990年、1991年。此时必然存在社会资源浪费、企业破产数增加、失业率上升的现象，因此必须放松货币政策。相反，1988年、1993年、1994年、1995年的ΔGDP/π比率都低于合理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过度放松的货币政策，使新增的货币发行量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而较少表现为加速经济的增长。此时，若盲目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必将导致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因此，必须采用弗里德曼的货币控制数量论，坚决控制货币数量的增长，以使ΔGDP/π恢复到正常水平。
     此外，在以ΔGDP/π为货币监控指标的情况下，还必须考虑到目标变量的时滞问题，以防货币政策用药过猛，从而导致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货币政策制定者在以该指标为监控对象时，必须正确预测下一年度的指标走向，而不是本年度的指标变化，从而提前采取措施。

    4、我国宏观货币控制的政策目标：转轨时期我国货币调控政策对宏观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实践证明，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经济增长直接从货币供给中所获得的支持还远不及从行政干预中所获得的支持大。然而，这并不是说货币供给范畴就失去了其经济价值和政策意义，因为行政干预通常仍会转化为基础货币的增加，最终或者转化为经济增长，或者转化为经济的过度膨胀。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就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发展的。这项课题的理论研究就是试图从正面解释，在给定行政干预因子的情况下，确定货币政策操作在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增长时所需要遵循的货币调控政策。在我国现行经济条件下，能够支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货币政策长期目标是一组至少包括MG，MG，MG三种具体参数的边界，它处于1．77- 从实证上看，GDP增长率越高，MG值就应相对低一些；反之，就应相对高一些。
     如何使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对象的变动轨迹更接近于上述政策参数，而不是远离该参数，是我国经济增长能够真正获得货币供给支持的一个重要条件。由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全面发育过程之中，无论是宏观调控机制，还是微观经营机制，或是经济运行约束机制都还处于破旧立新的状态，能够有力地支持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货币调控机制还远未形成。因此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必须学会同时运用两种手段。实现这两种手段有机结合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一方面要积极运用好利率调节，"加强利率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合理有效地运用好额度管理。两者必须相辅相成，运用适当有度。
（蔡曙山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