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卿希泰教授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道教史"，其最终成果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专著《中国道教史》。这项成果获四川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任继愈先生评价说："它是一个里程碑，代表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道教学术研究的辉煌成果和最高学术思想水平。"这项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取独有的、以道教本身的历史发展为线索而不是通常的以朝代的更替为线索的断代方式
     诚然，道教发展的历史与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并且受到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很大制约，不能脱离封建社会的状况来考察道教发展的历史。然而，道教本身仍有其特有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客观规律。因此，道教史的分期，就应当如实地反映道教本身发展过程中各个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和状况，探讨道教作为特殊文化形态本身的"个性"化的发展规律。按道教自身的历史发展线索分期，探索道教自身的发展规律，正是这部道教史在学术上、思想上的主要贡献之一。这使这部巨著超越了一般史作对特定时代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仅仅作"怎么样"的阐述，进而深入到探讨社会、文化关系间的"为什么"的层次，体现出一种学术上的"实事求是"品格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这种断代方式，直接体现在它的卷、章、节的划分上面。这部二百余万字的道教通史，按道教发生、发展大的阶段分为四大卷。第一卷论述了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从汉末民间道教的兴起，写到道教在南北朝时期的改造和充实。第二卷起于隋唐道教大发展，迄至北宋《道藏》和《云笈七签》；第三卷起于金、南宋"全真道"的创立，迄至明中叶《正统道藏》修竣；第四卷起于明后期《万历续道藏》，一直写到1994年道教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状况和道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影响。

    2、从道教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道教与儒释等社会的、学术的、思想的关系，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关系，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等方面，论证了道教及其思想对于一千多年来中国人社会生活、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这部道教史对道教在汉末以民间宗教的形式产生、并得到统治者或压制或支持的原因的分析（第一卷），对道教在李唐王朝、赵宋王朝支持下得到发展的深层社会政治需要的阐发（第二卷），对全真道在金、宋、元时期产生发展的历史契机和社会必然的叙述（第三卷），对道教于明中叶后逐渐衰微和"鸦片战争"后在民间化、"世俗化"方面的发展，以及造成这种衰微和发展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政治文化等方面深刻变化的描绘（第四卷），都相当深刻、准确。它对一千八百多年来道教史上出现的神话、理论、派别、人物、方术、斋醮、科仪、音乐、美术、文献、政教关系、三教关系等进行了批判和分析，并联系当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科学背景，以及道教与统治阶级和历代农民起义的种种复杂关系进行考察，对历史上不断出现的道派及其分分合合，从其社会政治根源上作出了合乎历史实际、历史规律的解释。正是这种"史论结合"的方式，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家"知人论世"的优秀传统，又坚持了正确的学术思想路线，将这部道教史的学术成果和思想成果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

    3、十分注意对道教思想及其发展作纵向的"史"的和横向的"比"的考察
     第二卷第五章对隋至盛唐时期道教的兴盛和教理的大发展作"历时性"描述时，既注意到勾勒道教各主要教派的产生和发展线索，注意突出主要道教学者如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吴筠、李筌等对道教思想理论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又注意到经过他们系统化、学术化的道教宗教思想，如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养生思想等，对当时社会思想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且将张万福整理道教而对保存古籍所起的积极作用，孙思邈医道双修对祖国传统医药学所做出的伟大贡献、"黄冠子"李淳风在数学、天文、历法方面所做出的巨大成就，与当时科学文化状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评论，充分肯定了道教学者为我国古代科学文化发展所做出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第二卷第七章还辟专节介绍了北宋道教学者陈抟和他的《易龙图》等著作所建构的象数体系，客观地分析其所包含的辩证思想因素和关于事物可变化的积极的思想成果，并交代了这个象数体系的思想渊源，描述了他对当时和后世哲学、文化思想（包括儒、释思想）的巨大影响，从宗教思想文化的角度，填补了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

    4、十分注意对于道教作为特定时代的一种宗教化意识形态的研究，注意道教思想与同时代主流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交互影响
     特别对道教与儒、释交融历史的考察，更体现这部著作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热衷，体现出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的科学态度和严谨学风。过去治道教史者，常常避免不了有教内的门户之见或教外的伐异排他心理，对道教与儒、释之间相互竟争、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的事实，及其深层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的原因，不是出以己见，爱屋及乌，就是党同伐异，语焉不详。而这部四卷本道教史，从魏晋南北朝的道、佛之争起，就十分注意对这种宗教竞争和思想交锋的叙写。如第一卷第四章，写到北方道教时，既客观地描述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以政治手段压制佛教的历史事实，又深入地分析了当时佛道斗争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写到南方道教时，既叙述了儒--释之间的激烈斗争，又突出了以顾欢《夷夏论》为代表的道--儒思想联盟对外来佛教所采取的学者式的外柔内刚的排斥态度，及这场争论的深层政治、文化原因和背景分析。该章同时又阐述了当时道--佛之间逐步加强互相吸收和融和的事实，通过大量文献资料证明了道教兼收并蓄以求发展，佛教逐步中国化以拓展市场，最后都在竞争中磨砺和丰富自己的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该章将三教之间的斗争和融合提高到各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和做法的高度来认识，从而避免了就事论事的简陋和顾此失彼的尴尬，令人耳目一新。这样的叙述和阐发，还可见于第二卷第六章对唐武宗"废佛"、周世宗"扬道抑佛"政策的分析，见于第七章对宋徽宗崇道抑佛及北宋道教--佛教关系的分析，见于第三卷第九章对元代释道斗争与道经被焚及其原因的分析，见于第十章对明代"三教融合"的深入发展的分析，见于第四卷第十一章对清代宗教政策对释--道两教的不同态度的分析，甚至还可见于第十一章鸦片战争之后统治者的抑道政策和第十二章日本侵略者占领下台湾道教的地下发展等等。这项成果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宗教（包括道教）问题从古至今都是民族问题、文化问题，同时也常常是政治问题。因此，写道教史必须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古为今用"为学术研究的着眼点，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规律，使学术研究有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5、新的突破和新的结论
     如关于早期天师道在张鲁之后"哪里去了"问题的考证和结论。过去道教史家对此语焉不详或避而不谈。这项成果在广考文献典籍的基础上，确证张鲁之后的天师道实际上走了"上层化"和"民间化"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勾勒了这一阶段天师道两条发展线索，探讨了这种分化的社会、政治、文化的深层原因，将天师道到李家道、葛洪、上清派，再到寇谦之、陶弘景之间的关系串联起来，填补了道教史上一大空白。这项成果对道教"内丹"思想与修炼法门的研究，也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收获。如第二卷第五章对张果内丹学说的介绍，第六章对彭晓为代表的唐末五代内丹思想、内丹术发展的阐述，第七章对钟离权、吕洞宾、陈抟、林太古、曹仙姑、张伯端等的代表性内丹著述及丹法所作的较为系统的分析评价，第三卷第八章对南宋内丹术的盛行发达、内丹道派的形成发展的勾勒，第十章对明代中叶以前内丹学说进一步发展原因的探索，第四卷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对明代后期到清末民初数百年间以陆西星、刘一明、傅金铨、李西月、黄裳直至陈撄宁为代表的各派各种内丹学术进行了有点有面、重点突出的描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