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否定我国近现代革命史错误思潮的评析》，其最终成果是专著《历史的回答--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若干原则问题的争论》。这项成果着重对以下问题进行了辩析。

    （1）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当时的基本国情。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是有共识的。但是，自80年代以来，开始有人指责这个概念"似是而非"。还有人以"两种趋向"说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做了新的解释，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分别代表了向上发展和向下沉沦的两种趋向，二者"本质上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
    这里涉及到的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大原则性、方向性问题。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定，是中国人长期探索的结果，而不是对某一现成教条的照搬。对近代国情的这一科学认识，已为实践所检验。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科学判定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正确地制定了一系列关于革命的方针和政策，领导人民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半殖民地半封建"是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历史表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扩张，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对于中国而言，决不仅仅意味着国家主权的部分沦丧，还意味着中国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此被彻底阻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向就是向殖民地的沉沦，它给中国社会（包括民族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是灭顶之灾，而不是"发展"的福音。

    （2）关于近代历史上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
    近年来，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赞美殖民侵略、贬损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观点。例如，认为殖民化推动了现代化，指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不明智、不可取的；片面强调"落后就要挨打"，提出对不平等条约也应"信守"；主张从全球化的趋势和现代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的历史。这项成果对此进行了分析：
    首先，今天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正是历史上全球化即殖民化的继续和发展。宗主国的现代化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后者则是从属、受制于宗主国的畸形的现代化。宗主国的繁荣和发展是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停滞不前或畸形发展为前提的。
    其次，对于马克思提出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科学论断，必须完整、准确地去理解。以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为由，去赞美殖民侵略，是对马克思原意的曲解。
    最后，历史事实表明，不进行反帝斗争，不改变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要求中国人"信守"不平等条约，把侵略的扩大归咎于对侵略的反抗，这是侵略者的逻辑。近代发生的中外战争，中国都是面对外国武装侵略被迫应战。反侵略战争的失利也不是由于主张抵抗的结果，而是腐败的统治阶级妥协求和的结果。对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完全有权要求予以废除。

    （3）关于革命和改良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定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指责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是近代社会动荡不宁的根源，主张要"告别革命"。
    这项成果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者逼出来的，是客观情势使然。对革命和改良不能作抽象的比较、论定。对革命、改良的得失，应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完全抹煞革命，一味称颂改良，是错误的。当一个国家需要革命，而条件又已具备的时候，仍然鼓吹改良，就是不足取的，应该批评。近现代历史上各种以改良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同样，也不应该抽象地讨论革命的代价和后果。要革命，就必然会有战争，就难免有流血和牺牲。对于战争，马克思主义要求的是以阶级分析区别、判定其性质，肯定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要性。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帝制复辟、军阀混战，不是革命带来的，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它恰恰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
    况且，革命并非如有人所说的"只是一种破坏性力量"。任何真正的革命不仅要破坏阻碍社会发展的各种障碍，而且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着新的创新。革命和建设是相辅相成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4）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有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一是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情绪主义"的产物，是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二是断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中断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使救亡压倒了启蒙。
    这项成果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倡导者观念的产物，而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应，也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有一些过激的言论，但这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不能仅仅根据个别人的某些言论来判定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传统文化的断层。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儒学的正统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进一步冲击并中断了儒学的正统地位，然而，这应该说是历史的进步。
    在"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它所宣扬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得到继承和发展。新的思想武器的掌握和运用又深化了先进分子对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确了实现民族和文化复兴的历史道路。因此，在"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既有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又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丰富着自身的文化内涵。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后的新发展，既合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又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是历史的进步。

    （5）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
    现在有些文章一方面贬低和否定进步的、革命的人物，另一方面拔高、美化封建统治者和反动派，甚至试图为大汉奸翻案。这项成果指出：
    第一，有的研究者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是凭着自己的主观意愿去论述历史人物。对于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言论不作具体的分析，而是随意拿来当成立论的依据，使得口是心非的巨奸大恶也变成了伟大人物。把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卖国活动描绘成抵制侵略的"爱国之举"，就是如此。
    第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历史人物，都有其复杂性，即使是圣贤、伟人，也会有缺点、错误；而巨奸大恶也不一定桩桩件件干的都是坏事。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他们各自的基本面貌，不足以推翻已有的定论。不看主流、本质，不作全面分析，只抓住某些个别事例加以渲染、放大，任意贬损或美化，这不是严肃的学风，它将导致对历史的歪曲。比如，有的文章对曾国藩的所谓"爱民"思想大加颂扬，却很少提及他在镇压农民起义时的心狠手辣；只强调曾国藩所谓"爱民"的一面，而掩盖其"杀民"的一面，不将他所谓的"爱民"言论同其"杀民"的阶级本质联系起来分析，是不可能对这个封建王朝所谓的"中兴名臣"有一个全面的本质的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