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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与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


     唐代白话诗人王梵志,至今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谜。自从敦煌遗书中发现大量王梵志诗写卷后,中、日、法、俄、德等各国学者发表研究论文数以百计,王梵志诗的全辑本亦有法国戴密微《王梵志诗集》、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台湾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等多种。本书作者的研究论文被日本《中国学会报》评论为国际同类论文中"最压卷之作",在此基础上撰写的《王梵志诗校注》充分发挥了作者国学根柢深厚、精于校勘考据、谙熟佛教典籍、擅长融会贯通的治学特色,被公认为校订最精审、开掘最深邃、内容最丰富的王梵志诗研究著作。
    本书内容包括:1."前言"三万余字,曾以《王梵志诗论》为题,在87年香港国际敦煌学术会议上宣讲,并发表于《文史》21辑,是迄今最全面和深刻的王梵志诗论文。2."王梵志诗校注",根据现藏于英、法、俄、日等国的王梵志诗写卷30种,以及唐宋诗话、笔记、禅宗语录中引用的王梵志诗,整理出王梵志诗390首,剔除了他人辑本误收的伪作17首,首次校录了" 秘本"俄藏法忍抄本王梵志诗,成为最完备可靠的王梵志诗全集。王梵志诗校理中的大量学术难题,在本书中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3."附录"部分选收作者论文五篇,以独创的见解和缜密的考订,揭示了王梵志诗的真貌。
    本书对笼罩着神秘色彩的王梵志其人进行了多方考察,论证了《桂苑丛谈》等书所记梵志生平只是神话传说,不足凭信。同时首次考证出梵志诗中搀入的他人作品,如《回波尔时大贼》、《法性本来长存》分别是齐梁之际释宝志《大乘赞十首》之九、之三的改作,《前死未长别》是北周释亡名《五盛阴》的改作,《照面不用镜》与北京果字41号"达摩禅师偈"同出一源,《世有百年人》、《梵志死去来》亦作寒山诗,《大丈夫游荡出三途》其实是牛头禅初祖法融的偈颂,如此等等,揭示出以王梵志诗为代表的唐代白话诗派与佛教歌偈的深刻联系,并进一步判断:"所谓'王梵志诗'决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从初唐(以及更早)直至宋初的很长历史时期内,许多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结集。"这一结论已被海内外研究者普遍认同。本书的"前言"还对王梵志诗的独特思想和民族风格作了精彩的论述。
    王重民先生说过:"编辑敦煌诗词最困难的地方是校录文字与考定存佚互见两项工作。"(《补全唐诗》序言)本书正是在这最困难的地方取得了杰出成绩。许多看似必不可通的文字,经过本书的校勘而怡然理顺;许多看似可通的文字却包含了错误,也因本书的校勘而得到纠正。作者以极其丰富的文献证据和精细入微的思致,使错讹满纸、难以卒读的王梵志诗写本终于恢复了历史的原貌。
    王梵志诗被汉语史研究者公认是唐代口语词汇研究的基本资料之一,考证这些难以索解的口语词的意义是读懂王梵志诗的前提。本书作者研究王梵志诗口语词汇的论文和他研究变文口语词汇的论文一起,获得了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本书也是一部研究唐五代口语词汇的重要著作,日本学者黑豆寮为本书及作者另一著作《敦煌变文选注》、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三部著作编制了综合索引,由日本禅文化研究所于1992年印行,供日本学者作为常备工具书使用。蒋绍愚教授在论述"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方法"时,就详引本书对"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中"隐"字的考释,作为以充分的文献汇证与方言印证相结合的典型例证。(《近代汉语研究概况》280页)
    王梵志在唐代就被称为"菩萨示化"(《桂苑丛谈》),晚唐名僧宗密所编《禅藏》(已佚)即收入了王梵志诗。本书作者曾通读大藏经,谙熟佛教典籍和义理,因此对作为佛教诗歌的王梵志诗,能够探赜索隐,深入精微。中原健二(他是日本佛教大学教授)举例说:"以'生即巧风吹,死须业道过'起首的第27首,其注一说:'巧风:佛经言众生获得形体生命,乃是由于"巧风"吹拂。'分别引用了《五王经》、《分别功德论》、《法苑珠林》、《佛名经》等,即使佛学专家能如此精通佛典词汇的也为数不多。"
    "敦煌学"记载了我国学术界的"伤心史"(陈寅恪语)和奋斗史。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自诩的东洋学者最终改变了腔调,本书的发表起了关键的作用。由日本汉学权威入矢义高主持、日本各地学者参加的读书会,自1980年起,曾以持续四年的时间研读王梵志诗,事后计划对我国学者的一部王梵志诗著作展开全面批判。在我国敦煌学界领袖人物的安排下,本书的主要部分(约50万字)提前手书影印发表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北大出版社,1987),从而使日方的批判计划中途停止。素以轻视中国学者著称的入矢义高转而发表书评(日本《中国图书》91年1期),盛赞本书说:"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读书会成员中原健二也两次发表书评说(日本《中国图书》94年6期,日本《俗语言研究》3期,96年6月):"本书的最大特点可说是注解中的旁征博引,其校勘的精确也证明作者的渊博学识,读者会被本书引用的大量文献所折服。尤其是作者自如地引用了佛教经典、《太平广记》、乃至以变文为主的敦煌文献,而且又皆中鹄的,不能不使人为作者的广收博引而瞠目结舌。"季羡林先生回顾此事时写道(见《张涌泉博士论文评议书》):"项楚教授对王梵志的研究,就曾把日本的一场剑拔弩张的'批判',在事前'镇压'了下去。……据说那一位说'敦煌学在日本'的日本人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学术研究中是有政治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10月版
        四川联合大学 项楚 校注
        中国文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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