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项目属历史学中国史学出土古文献整理研究项目。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指吐鲁番古墓葬出土的汉文文书、吐鲁番地区，由于气候干燥、常年少雨，使得地下埋藏的文书古物不易腐烂而能保存至今。清朝末年以来，东、西方列强的探险家们就不断地到吐鲁番来探险、发掘，带走不少地下文物，其中尤以佛窟和墓葬所出的纸质文书为最珍贵。而由中国人发掘留存在国内的出土文书，则不过百余件。故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国的吐鲁番学，可以说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出土于中国的古文书，中国人却不能掌握，也没有条件去研究，任由外人去论说，这种文书学上半殖民地状态的命运，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始有了根本的改变。
    自1959年以来，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葬区，配合地方基建，先后发掘了四百五十余座古墓葬，出土了上万片十六国至唐朝的古代文书（包括碎片）。1975年，在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的直接额导下，由唐长儒教授负责成立了"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主持对这批文书的整理、一开始这项工作便受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李先念同志的重视，并下专文、拨专款、建立专项。由于这个项目的工作量及难度都很大，前后集中了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近二十人，工作了将近十年。其间由于经费不足，故于1983年申报了"六五"国家重点社科项目"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并获准立项。
     本项工作是以忠于历史、实事求是、科学恢复历史档案文书的原貌的指导思想来进行的。对上万片这些干年前的古代文献，除了极细心地拆揭、反复大量的拼接外，还作了文字辨读、录文，内容的定性和时代考订，尽可能确切地对每件文书拟出标题，作出题解说明，并加以注释。最后终于整理出读能成文的文书一千八百余件、从1981年1月出版第一册《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开始，到1991年10月完成了录文本全十册的出版。
     自1992年10月出版第一卷图版本起，到1996年12月又完成了大型八开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全四卷的出版、并对原录文本的每件文书内容、文字进行了复核，作了全面订正和补充。每卷均采取上列文书图版、下列文书录文方式排版。图版本还将十册录文本中未收的各墓所剩细小残片，一概补入图版，以便学术界继续深入研究。这是我国学者对出土古文书进行的首次大批量的、国家级的科学整理。
     由于文书出士是根据科学标准作的发掘。每件碎片都有出土登录号。故整理时也以墓葬为单元进行．并以墓葬形制、墓志墓表及同出其他出土物为参考背景，这就给同出各文书之间的有机联系和断代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法国人马伯乐在整理斯坦因从吐鲁番窃去的文书时，打乱了墓葬出土的基础，将文书只按内容性质分类，使许多无纪年文书失去了时代依据而无法使用。日本学者们在研究大谷探险队从我国吐鲁番窃去的文书时，由于没有墓葬出土记录，也就无从找出有年代文书与无纪年文书之间的许多内在联系。实践证明我们这种以墓葬为单位的整理方法，考虑到文书初出土时的位置、状况和地点才能再现古文书原有诸片之间的关系和实际面貌，是最科学的方法。80年代以后，日本学术界靠我国整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才得以对许多大谷文书找到原出墓葬、作出新的断代和深层的研究，这反映出我国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方法及其指导思想，对国际学术界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贡献，并为国际敦煌吐鲁番学界所公认。
     吐鲁番古墓葬所出的每一件文书，都是千年以前的写本，所以它的每一件，又是国家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在整理过程中，对破损文书都作了科学的修复，同时还做了大量的文书断片拼接、缀合，对它的整理出版，实际上是对这批出土文书最好的保护，即使文书旧貌换新颜，又可永传后世而不致损失、所以，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也是一项学术上的成就。
     吐鲁番文书从内容上看，有前凉、西凉、北凉、高昌王国和唐代等不同时期的官府牒文、案卷，官府造的户籍、田亩账，平民百姓对官府申报的手实、牒状文，民间写的租佃、借贷、买卖、雇佣等契券，边防峰燧、军事部署符牒，馆驿过所，各种官私账历、信札，儒、道、佛教经典及专院活动等等，其数量要超过敦煌藏经洞所出同时期的社会世俗文书。它既生动具体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社会面貌，又填补了我国无唐代以前档案文书的空白。它对于研究古代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西北历史地理与边防丝绸之路与中西交通，民族关系以及社会民情、风俗文化等，都是极具学术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为研究我国传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
    新疆吐鲁番地区自公元3世纪末建立高昌郡以来，中经汉人建立的地方政权高昌王国近二百年，直到唐朝建立西州，延续至公元8世纪末，一直是由中原朝廷统制下的汉族官员在这里进行着有效的治理，因而才出现了大批用汉文书写的官府诏敕、符牒文书，州、县、乡、里，行印钤朱，贯彻朝廷的法令，推行中原的制度，所有这些，在文书上都有着具体如实的记录、它是一千多年前中国在新疆地区进行有效行政统治的实物证据，也有力地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因此，本项目的完成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政治意义。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所反映的公元3至8世纪这段时间里，除大批汉民百姓，还有焉耆人、龟兹人、突厥人、粟特人、汉化了的匈奴人、胡人等在吐鲁番地区生活、劳动，他们在文书中与汉民百姓处于同等的地位，各族相互之间共同生活，友好相处并无民族问的亲疏、贵贱之分。维吾尔人的祖先回鹘人是公元9世纪才西迁到新疆的，因此，在8世纪以前的吐鲁番文书中，没有见到回鹘人在这里活动的记录。显示出中国的新疆自古以来不是由某一个民族，而是由中国古代多个民族共同开发的事实，这又为我们今天在两北地区巩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反对民族分裂提供了历史的实录和见证。
    《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地完成和出版，推动了我国敦煌学研究的热潮，并为开创吐鲁番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奠定了基础1983年在中宣部、国家教委的推动下正式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北京大学先后出版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五辑，武汉大学出版了《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集．覆门大学也出版了《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论文集，其重点都放在对新出上吐鲁番文书进行开拓性的研究上、1986年。土耳其共和国向武汉大学派出了要求专修"吐鲁番文书"的研究生。1990年，在台湾逢甲大学文学院。新开设了"吐鲁番文书文献学'的课程。专门介绍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内容和价值、在日本东京一批日本中青年学着组成了"吐鲁番文物研究会"这一学术团体，主要从事于对我国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和具体介绍，自1990年至1993年出版了研究会报100期、在美国耶鲁大学东方研究所，1996一1998年连续由请了"重聚高昌宝藏'的研究项目，并获美国路斯基金会资助立项。该所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将《吐鲁番出土文书》全十册的内容，编目输入微机，以便该校学生检索研究。由此不难看出．本项目的完成，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近20年来，我国国内围绕着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已达数百篇，学术专著亦有数十部，使我国吐鲁番文书在研究一跃而居于国际先进地位，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长期以来在敦煌吐鲁番学上的被动状态，打破了西方长期垄断所谓"东方学"的局面。
    （陈国灿供稿）